陈炯明叛变后，就再也没了名气，他哪去了？ 1922年6月.陈炯明发动广州兵变，炮轰总统府，孙中山在其总统府警卫团的拼死掩护下，逃上永丰舰，离开广州。陈炯明驱逐孙中山后，盘踞广东，此后与北伐军，粤军其它势力反复交战。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军经过两次东征，彻底打垮陈炯明主力部队，陈炯明也失去了广东地盘。
要弄清他的晚年去向，得把目光从炮火连天的广州，移向一水之隔的香港。
1925年兵败退隐后，陈炯明带着残存的随从，黯然避居香港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，军阀下野、政客失势后逃往香港或者租界，简直是司空见惯的戏码。按理说，一个统治富庶广东多年的军政强人，手里过往的军费何止千万，就算兵败，也该带着几房姨太太、几箱黄鱼（金条），去香港买栋大别墅，舒舒服服地做个寓公。
然而，陈炯明在香港的真实生活，却狠狠打了世俗偏见的脸。他穷，而且是超乎想象的穷。
在香港的八年时间里，陈炯明一家老小挤在简陋的出租屋里。他没有存款，没有实业，连最基本的生活开销都常常捉襟见肘，有时候甚至面临三餐不继的窘境。这种强烈的反差，足以证明陈炯明在掌权期间，确实做到了经济上的清廉。他手握财政大权时毫无中饱私囊的行径，下野后自然也就没有金山银山供他挥霍。
早年的陈炯明，绝非一个只懂打打杀杀的一介武夫。他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，考中过清朝的秀才，后来又接触了西方民主思想。在主政广东期间，他大力兴办教育，修筑公路，甚至雷厉风行地禁绝鸦片，一度把广东治理成了全国瞩目的模范省。
他和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最终决裂，根源就在于政见的分歧。孙中山先生主张武力北伐，一统全国；陈炯明则固执地认为，连年征战只会让生灵涂炭，应当先保境息民，把广东建设成一个民主繁荣的示范区，再用和平的方式去影响全国。这场理念的碰撞最终演变成了残酷的兵戎相见。
兵败下野后，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，陈炯明内心依然死死咬住自己的政治道路。虽然生活拮据，他并没有在香港彻底躺平。就在退居香港的同一年，远在海外的美洲洪门致公堂迎来了历史性的改组，正式成立了中国致公党。海外华侨需要一位在国内有威望、有政治地位的人物来领导这个新生的政党，他们看中了陈炯明。于是，陈炯明被推举为致公党的首任总理。
在香港那间狭窄逼仄的出租屋里，陈炯明把这里变成了致公党的临时总部。 他不再有千军万马可以指挥，只能拿起笔杆子，亲自起草党纲，通过撰写文章、发表声明，继续在时代的边缘呼吁他的政治主张。他试图用和平的政党政治来影响中国。只可惜，在那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混战时代，一个失去武装的失意政客发出的声音，实在微弱得如同泥牛入海。
真正让陈炯明在晚年闪耀出人性底色的，是一桩关于气节的往事。
时间推移到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日军侵占了东北，并开始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华南地区。日本人深知“以华制华”的套路，急需在南方寻找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充当傀儡，搅乱国民政府的后方。于是，日本特务摸到了香港，敲开了陈炯明那扇寒酸的家门。
日本人对陈炯明的情况摸得很透：这位前广东霸主现在穷困潦倒，且与当权的蒋介石等人有着极深的宿怨。在日方看来，只要出价够高，陈炯明一定会乖乖就范。特务们开门见山，直接递上了一张面额八万元的支票。在当时，这是一笔足以让陈炯明全家摆脱贫困、重新过上奢靡生活的巨款。日方还频频暗示，只要陈炯明愿意出山拉起队伍，后续的武器和资金援助将源源不断。
面对这巨大的诱惑和复出的机会，陈炯明的反应异常坚决。他拿起笔，在那张八万元的支票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大叉，一把退还给了日本特务，并厉声将他们赶出门外。
对于陈炯明来说，和国内政敌的斗争，那纯属自家的兄弟阋墙、理念之争；面对外敌入侵，他的底线清晰得容不得半点沙子。大是大非面前，他守住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。无论他在政治上背负了多大的骂名，单凭这张被打叉的支票，他毫无愧对早年投身革命时的满腔热血。
可惜，英雄迟暮，贫病交加的日子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时间。
1933年9月22日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斑疹伤寒击倒了陈炯明。在香港的病榻上，这位曾经主宰南国风云的政治强人永远闭上了眼睛，终年55岁。
他死后的惨状，更是令人唏嘘。陈家穷得连买口棺材的钱都凑不齐，更别提置办像样的葬礼了。一位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，逝世后灵柩只能凄凉地寄存在香港东华三院的义庄里。
这个消息传回大陆，引发了极大的震动。过去在战场上和他拼得你死我活的政敌们，听到这个结局也不免动容。1934年，陈炯明的旧部发起了募捐活动，希望将老长官的遗骨接回老家安葬。
有了社会各界的捐资，1934年4月3日，陈炯明的遗体终于被迁回广东，安葬在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上。选择这一天下葬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，因为1921年的这一天，正是他担任广东省长时下令全面禁烟的日子。这座用花岗岩砌成、高3.6米的墓冢，成了他漂泊一生后的最终归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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